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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走廊医生同事集会 称其行为阻碍医院升级

  类似这样的实践,其他乡建人也在探索,乡建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,是不是有了比较成熟的观点?还不好说,有必要回顾一下民国的三位先生梁漱溟、费孝通和晏阳初,他们的乡建是怎么出发的,我们又是怎么出发的?先说说梁漱溟,19岁研究佛学,差点出了家,一个中学生毕业的人,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聘任为教授,他的经典著作是《东西方文化与哲学》,再版了八次以上,把西洋文化、中国文化、印度文化分为三种文化类型,分别是注重前世、今世和后世。后来他从佛学转入儒学,写作了《中国文化要义》,他认为中国文化讲情意、西方文化讲知识,所以中国落后了,但是未来世界的最好文化是中国文化,他把知识变成行动,去做乡村自治的实践,守住乡村伦理,将来可以从农业导出工业。晏阳初先生是一个留洋学子,在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拿了学士和硕士学位,1920年一回国就投身平民教育,他读过私塾,后来有基督教背景,和上海基督教全国协会合作,从长沙实验开始,然后来到北京,与蔡元培和陶行知等发起中国平民教育总会,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,每个省抽出一个县进行试验,抗战结束后他还在中美农村技术合作所做负责人,他的主要路子是对应农民的愚、贫、弱、私等四大弊病,分别以文艺、生计、卫生和公民教育等四种手段去消化,想培育出中国新民。费孝通比他们两个年龄小十几岁,从小学到博士是新学背景,成名著作是博士论文《江村经济》(英文名字是《一个村子的中国农民生活》),是介绍中国农耕文化,希望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,在他的眼中社会和文化没有什么差别,他有一句名言:从土地长出乡村工业,从乡村工业长出民族工业。他当过大右派,后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。如果说梁漱溟为了打通传统,晏阳初为了打通西方,俩人的努力没有什么对错,费孝通认为两者都重要,关键在于怎么变,提出文化转型的基本思想:文化自觉。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同,是中心的不同。后来人做乡村建设,暂且还超不出他们三人的格局。我最后表示,对待文化的态度,我支持费先生的改良主义。那些革命的态度让中国人付出了几代人急停急转的代价,至今还是迷茫的,谁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道路自信?